湖北工會網

△武漢社會近狀觀

二七事件后之市面景象a

軍警當局益擴大其壓迫手段

一般人民抑郁憤慨之心理

除夕日施洋槍決之嗟嘆聲

各工團潛伏待動之形勢

吳肖樹敵結果之推測

武漢自二月七日大慘劇發生以后，景象異常愁慘，緣各界對于此事天然的發現一種互相憐惜的同情，無不憤恨軍閥殘酷，不顧人道，無論所執何業相逢，皆以此為談話之資料。

軍警當局見此情形，恐怖愈甚，防范益密，偵探巡查滿布街中，壓迫手段益形擴大，除酒樓茶寮外，即住戶商號亦時往檢查。人民經此騷憂，幾于無處藏身以故。去年陰歷年關，市面情況蕭索已極。蓋皆知，處此暴政之下，已無安居休業之希望，亦只得草草了此殘年。其希望一種新局面，俾得保障其生命財產不待言也。尤有一事為此，問人民所最抱不平者，即因此次京漢工潮犯有嫌疑被捕之律師施洋，于除夕日清晨，突然提出槍決。聞乃系洛吳電肖如此辦理。據知內情者言：吳因施在上海全國各界聯合會時，攻吳特甚。此次施洋之〈不〉幸，實吳借以泄私憤云云。施槍決后，連日街頭巷尾，幾于無處不聞咨嗟慨嘆之聲，蓋施之為人俠義的熱烈，平素頗能得一般人之信仰，且有依之如保姆者，死后動人感慨自非無因。

而然至本地工團方面，經此番暴力摧殘，表面似覺十分沉寂，但據聞，其內部精神較前益形團結，頗有待時而動之勢。吳肖無端樹此大敵，實自促其運命，將來結果之悲慘，當可逆料也，可嘆！

《愛世組織號》，1923年；摘自《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第471-472頁。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緊急通告］

親愛的工友們！連日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怎樣對付我們，想必大家都已知道了。大隊軍警槍殺三十四個江岸工友。在長辛店、鄭州、廣水、駐馬店、信陽州等處亦遭同樣的慘劫。

死傷人數，尚待確實調查。將京漢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等四工友梟首示眾，封閉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京漢江岸分會、香煙廠工會等八處會所，用軍閥捆綁江岸工友粵漢工友及漢陽鋼鐵廠工友上工。通電誣陷我們工人為匪徒，封閉真報，及檢查各報館各印刷局，無端逮捕本會法律顧問施洋先生，我們工友及被殺者二百余人。中外官廳同時戒嚴，軍警密布，斷絕交通，如臨大敵。

親愛的工友們！我們從此明白了，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與我們是勢不兩立的仇人，如果他們還存在，我們是永遠被他們殘殺的。我們從此也明白了，我們只向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要求或請愿，是等于與虎謀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們的力量，打倒他們呀！京漢總工會成立大會，受這樣的摧殘，京漢工友起而罷工要求，是不得已舉動，是必要采取的手段。我們湖北全省工友，本階級休戚相關之誼，起而罷工援助，也是必要采取的手段。只可惜我們的實力還不夠，我們的組織還不嚴密，所以使我們全體工友受偌大痛苦。我們的敵人，既用這大的壓力，我們全體工友為保全元氣以圖報復起見，只好暫時忍痛。作秘密聯合呵。知日昨各業工友因受敵人襲擊痛器流涕者不知凡幾，切齒痛恨者不知凡幾，憤不欲生者不知凡幾。但本聯合會極希我親愛工友鎮靜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廠。須知吾人此時惟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才有打倒敵人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等之仇，誓言必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誓死必爭得，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誓死必打倒。

唯知其此，所以我們要忍痛在廠工作，才有以后的種種辦法。我們的全省工團聯合會及所屬各工會，雖多被封禁，但是我們的心還沒有死，本聯合會領袖們及各工會的領袖〈安〉然無恙，現在正計劃進行一切。我們已經派出代表，到各處運動，要求全國各工團援助我們，而且這次運動，是爭集會結社自由之運動，不獨是勞動階級應該爭的，也是各界都應該出死力爭的。所以也要要求各界援助我們，我們應立即鼓起勇氣繼續大奮斗呀。我們親愛的工友，從此還更應服從本聯合會的命令，維護本聯合會，因為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摧殺我們工友，本聯合會便是出死力維護我們工友的。

所有沒有封閉的各分會，仍然團結一致，奮斗到底。如果軍閥官僚再來封閉我們的工會，資本家再來破壞我們的工團或開除各工友的領袖，各工會會員還要一樣的和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奮斗呀。所有已被封的各工會，仍然要秘密組織起來，團結一致，選派代表到本聯合會來，是為至要。所有已被封至不能秘密組織的，應該內有勇氣的工友，不管多少人(即使三個人)，暗中組織一個秘密的小團體，服從本聯合會的命令。

親愛的工友們，軍閥官僚資本家殺死我們這多弟兄，我們能夠忘記么，封閉我們這多工會，我們能夠忘么，我們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我們工友有一個人存在，我們這次不共戴天之仇，是必報的，自由是必要爭得的，仇人必是要打倒的。我們仍然團結。便是報仇爭得自由打倒敵人的不二法門。親愛的工友，如果我們紀念我們的死者，如果我們這次的恥辱未報，我們如何能夠死心呢，我們如何能夠不團結呢，我們如何能夠不服從工團聯合會的命令呢。

我們只要自己能夠振作，不因此灰心，仍然團結一體，準有一天萬惡的敵人，是要被我們打倒的。因為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終歸占極少數，我們貧苦人民占最多數。如果我們不折不回團結，我們便能操得最后的勝利呢。親愛的工友們，從此互相誓約，我們寧可死，但是仇人是必要打倒的，自由是必要爭得的，團結是更要維護的呀。

自“二七”慘劇傳到全國后，北京各團體組織了“援助鐵路工人后援會”，上海各工團組織了“全國工團工人自救會”，湖南全省的工團組織了“援助京漢路工會”，為京漢后援。全國鐵路，津浦已于九日同情罷工。津浦、京奉、正太、道清、京綏、隴海六路代表在北京開聯合會議，討論實力援助辦法。全國各工團，如上海海員工會、湖南工團聯合會、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上海學生聯合會、潮州工界聯合會、北京各界聯合會，以及國內議員、名流、工人、學生，均有具體的表示，發出極熱烈的通電與宣言。

駐廣州京漢路罷工后援會、省港澳各工會工團工友們鈞鑒：二月一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開總工會成立大會，因為赴會的人數甚多，聲勢甚大，該路局長趙繼賢，就電請吳佩孚派兵干涉。那萬惡的軍閥吳佩孚，就馬上嗾使靳云鶚黃殿宸等，以武力制止工人開會，封閉工會會場，擄掠財物，勒令代表來賓出境，毒打拘禁工會職員。京漢鐵路工人，無端遇著軍閥壓迫，連集會結社都不能自由，為反抗暴力起見，遂于二月四日，全體宣告罷工。六日早晨，鄭州軍警將工人代表四人捉去。七日上午，軍警又包圍長辛店工人，捕去首領十一人，當時有工人二千余，環請釋放，軍警放槍轟擊，工友被斃及受傷者無算。漢口軍警又槍斃工人三十九名，分會長林祥謙慘被梟首示眾。那么，粵漢鐵路北段，也舉行同情大眾罷工了。萬惡的吳佩孚，并令洛陽兵工隊五百，擔任開車。做鷹犬的肖耀南，也派出兵士擔任司機之責。同時工人已拆毀漢口江岸南邊一段的鐵軌，來做抵制，這一次風潮，真是愈弄愈大。

親愛的工友們呀，我們要知道京漢鐵路這一次的罷工，和普通的罷工不同。他們起初沒有提出什么重大的要求條件，也沒有想到要發生罷工的舉動，完全是由外力逼成的，是因受軍閥壓迫而發生的。他們宣言中所說“為自由而戰爭的問題”，并不是京漢路工人局部的問題，是全國工人的重要問題，也是全國人民的重要問題。我們站在同一階級的人，應該怎樣同情呵！當這種噩耗傳來到廣州之日，有許多省港澳工會代表，正在廣州開春節聯席會議，時有某某君，代京漢鐵路出席，報告一切，即由全體一致發起京漢鐵路罷工后援會，以為聲援，隨于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舉出辦事員議定進行方法兩種，一為經濟的援助，一為聲氣的援助。

親愛的工友們呀！我們為反抗軍閥壓迫起計，為爭自由起計，對于京漢鐵路罷工，無論團體個人，都應該加以十分的同情，對于京漢鐵路罷工后援會，應該加以十分的力量，我們快快一齊起來，加入這一次后援會的運動呀！

《二七工仇》，1923年；同上第372頁。

△“二七”以后的武漢工運二七之后，武漢工運轉入地下，黨在漢口華清街及勝利街、六合路下面等處先后設過聯絡站，辦理京漢鐵路死傷、失業工人的善后救濟工作，聯絡工人積極分子，蓄積力量，項德隆、許白昊，劉子通(黨員，武昌一女師教員，二七后病死)、周天元(江岸工人，二七前入黨，二七失業，以后脫黨，在江岸黃色工會負責，九一八事變時，因宣傳抗日，被國民黨槍斃)等先后住過機關。我從安源回武漢也曾參加過。

摘自李書渠《武漢黨組織的建立和“二七”大罷工的回憶》；《中國現代史教學參考資料》第85-86頁，武漢師范學院歷史系1980年編印。

［各委員在中國共產黨三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1923年11月24日-25日］

……

(二)湖北區

(A)國民運動武漢近來突起的愛國運動，忽然沉寂下去。外交協會已為官廳封禁，官廳對于外交委員會雖尚未封禁，而明示以匆許工人團體參加，該會雖未遵行，而態度轉為消極了。國民黨有成立支部的可能，但多為工學界的新分子，舊黨員可靠者極少。

(B)勞動運動武漢工聯雖解散，近來暗中尚極團結，惟缺乏負責之人出頭組織。黨中現設一勞動運動委員會，即為從事此項工作。武漢失業工人多無大希望，今后須向工廠去尋勇敢分子以教育訓練之。

(C)青年運動學聯旁無群眾。近令各同志借各種機會向各學校活動。

(D)黨務負責者少，事多照顧不到，前時工作都是向外發展，對于內部教育訓練工夫，太沒有注意，故同志精神頗不振，學生好批評而不努力工作，工人思想過于幼稚，不能獨立擔任工作，區委擬今后向此方努力。

……

摘自武漢市檔案館《中央文件匯集》(1921年-1925年)，市檔025-029，館藏書號中檔000043。

△應城萬名膏鹽礦工人大罷工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礦區也開始有了黨的活動。

經過礦區黨員的一段時期的發動工作，在全國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的影響下，特別是在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的帶動下，1923年5月，礦區第一次出現了黨所領導的有組織的全礦大罷工。

罷工是從黨當時活動的中心地區北山肖家墳一帶的工人首先發起的。礦工們采取有組織的大游行的方式，擴大罷工的影響。游行隊伍每經過一個膏洞和鹽廠，就停下來宣傳演講，號召工人參加罷工斗爭，并以群眾的壓力迫使把頭不敢進行阻攔。這樣，游行隊伍象滾雪球一樣，越游人越多。不到一天，罷工怒火燃遍北山各膏洞、鹽廠。膏洞停了車，鹽廠熄了火，整個北山礦區罷工了，成百上千的工人聚集在王家廟開會。這時，膏洞資本家慌了手腳，調集百余名“商團”武裝包圍會場。工人鎮定自若，繼續開會。資本家見威脅無效，就命令“商團”開槍射擊，工人喻幺當場被打死。礦工們義憤填膺，沖出會場，立即整隊向中山、下山游行，揭露和控訴資本家的罪行。很快，三山上萬名工人開始了總罷工。由于工人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堅持斗爭，資本家被迫同意了工人所提出的條件，增加了工資。如坡面上工人的工資由每日兩百錢增至兩百九十錢。罷工斗爭取得了勝利。

通過罷工，不僅使工人在生活上稍有改善，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使他們意識到必須建立自己堅強的組織，有組織地進行斗爭。在罷工勝利以后不久，黨在工人中發展了鄧先柱等一批黨員，并在工人中分期分批地建立起秘密的學習小組。每組由三人組成，每個組員除在組內學習外，又另外串連兩人組織新的小組，并領導該組的學習。這樣，逐漸向下串連，形成一個寶塔式的、組織嚴密的群眾學習網。黨通過這個學習網來布置工作，并用蘇聯十月革命的實例教育工人，使工人明確只有通過革命斗爭，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壓迫，解放全人類，才能贏得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應城膏礦史話》第41-42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黃石工會組織轉入秘密斗爭封建軍閥和買辦資產階級的聯合鎮壓，使黃石各廠礦工會、工人俱樂部橫遭封閉，工會積極分子被開除、關押，還有的失蹤。原來爭取到的政治經濟權利喪失殆盡。富源煤礦工人的住處竟被用木柵欄圍了起來，不準隨便出進。有一次，反動軍警為了追查共產黨，竟將七名工人綁在柱子上任意鞭打逼供。然而，黃石工人階級并沒有被敵人的屠殺鎮壓所嚇倒，他們在黨的領導下，總結經驗，又開始了斗爭。反動派封閉了公開的工會、工人俱樂部，工運骨干又組織起秘密工會，堅持革命斗爭。各廠礦黨組織也在秘密斗爭中發展壯大，一批先進工人參加了共產黨，各廠礦都在原來黨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黨支部。1923年5月1日，大冶鋼鐵廠共產黨員仇國升、法榮庭(法和尚)、劉敢生、陳漢祺、劉天清(后在下陸活動時，用名劉坤山)、羅業宏、鄭明星等十三人，借參加江北散花洲“鬧財神會”之機，乘小船過江，在船上召開了中共大冶鋼鐵廠支部委員會的成立會議。會上，選舉仇國升、法榮庭、劉敢生為支部委員，仇國升負責支部工作，并以“胡光”作為支部對外聯絡代號。5月中旬，中共華記湖北水泥廠支部委員會成立，支部書記為周良芳，委員呂子皋、梁士卿、喬富祥。不久，富源、富華等黨支部亦相繼成立。

各廠礦黨支部的成立，進一步加強了黨對秘密工會的領導，為維護工人利益繼續開展斗爭。1923年秋，大冶鋼鐵廠一連三個半月沒有發工資，工人生活極其痛苦，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秘密工會決定，派陳漢祺、鄧少祥帶領十幾名工人代表往廠辦公樓找副廠長翁德鑾索取工資，大家來到廠長辦公室門口，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今天到這里來上班了，快發工資吧！”翁德鑾聽說工人代表找他要工資，連忙躲藏起來，叫一個職員告訴大家：“廠長到富源、富華借錢去了，你們上工去吧！”大家氣憤地說：“沒飯吃不能干活，發了三個半月的工資再上工。”工人代表等了半天，不見翁德鑾回來，立即通知全廠工人舉行罷工，頓時全廠工人象潮水般地涌向辦公樓，將整座樓房團團圍住。中午，有個外國技師，口袋里裝著兩個大面包，匆匆忙忙地上樓，大家知道是給翁德鑾送吃的，便上前攔住，將面包捏得粉碎。下午4時左右，翁德鑾在工人的壓力下，派機械工程師李永慶出來，答應先補發一部份工資。果然，大家很快就領到了大約能買到一擔米的工錢。

《黃石工運史》第44-45頁，黃石市總工會工運史編輯室1987年編印。

三、湖北工人階級積極參加對日經濟絕交

［鄂工團對日外交主張通電］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及京漢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對收回旅大及廢止二十一通電云。

全國各界鈞鑒，吾國受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欺侮，已非一日，究厥根源，實由國內軍閥官僚，常依國際間之經濟援助，以殘殺同胞，為便一已之私圖，不惜引狼以入室，往事厲厲，真令人切齒傷心，此者旅大租期已滿。日本抗不交還，而又強我承認二十一條，似此蠻橫無望，直不以人類待我，吾人對于此種凌暴人類之惡魔，斷不能從其肆行，爭正當之主義，伸世界之公理，工人能力雖薄，亦當起隨國人之后，作一致強硬之反抗，惟是外侮之來，既由自召，則國內之蠻賊，即國際帝國主義之虎狼，為徹底澄清計，亦斷不容其假記對外，以陰行移轉痛惡，彼輩之心理，而遂其繼續殘殺之計劃，敝同人虎口余生，痛定思痛，于國人勸□□墻之際，而發此思患預防之言，實恐其或為所騙，被悉笑于其旁也。臨電不勝尤慮屏營之至。

上海《民國日報》1923年4月1日。

△相拂：湖北通信(摘錄)

記者：

承你屢促我作湖北通信，只因我于湖北各方面的觀察，都非常粗淺，不敢以“言之無物”的空洞文字，充塞貴報寶貴的篇幅。今既堅辭不獲，只有將我粗淺的觀察，大概的報告一下，……。

(四)民眾運動：自救國運動以來，凡是國內發生什么風潮，鬧得很熱鬧的時候，湖北民眾，也都照顧應酬一下，開會，演說，打電報，游行等等，也都應有盡有。民國八九年武漢的學生運動，還有點氣力，此后就漸漸的衰靡了。商民的救國運動，是極小一部分的很微薄的力量，而且每每是被動的。民國十一年至十二年二月的勞動運動，極其發揚壯烈。最可稱述。武漢的勞動運動發軔于民國十年下季的粵漢路工和漢口租界車夫的罷工，粵漢路的罷工，雖遭失敗，然而釀蘊了工人深厚的憤怒。租界六千車夫的罷工，轟轟烈烈，征服了洋資本家，達到了完全的勝利，引起了武漢工人的勇氣。自此以后，各業的工會都繼續組織起來了，為經濟或政治爭斗而罷工的事，連接不斷，多半都得著了相當的勝利。民國十一年的雙十節，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加入的有二十八個工會，此后繼續組織而加入的工會亦不少。隨后粵漢鐵路總工會，漢冶萍總工會均先后成立。其時工人的聲勢，非常偉大，經濟爭斗之外，在政治上爭自由和軍閥反抗，日益劇烈。到了今年二月京漢鐵路工人為爭自由而罷工，被軍閥吳佩孚肖耀南大加屠殺，志士施洋，亦因此流血。軍閥太橫暴了，工人階級的實力還不充足，此時不能夠打倒他，所以勞動運動就由進攻而變為保守的陣勢了。今年因收回旅順大連，反對二十一條。而發生的排日運動，在湖北為最烈。抵制日貨，經濟絕交，一般有勢力的商人都有這種呼聲。工人、學生，對于這種運動都踴躍的參加，他們組織了“武漢國民外交委員會”，商界分子又組織了一個“武漢商界外交后援會”。此外還有一二和這相類似的團體，但規模小而無力。國民外交委員會是普通的商人、工人、學生、律師、新聞記者及其他職業團體或個人組織而成的，實在是一個廣泛的民眾的組織，關于抵制日貨和宣傳排日，頗能積極進行。商界外交后援會是武漢商會的人組織的，對于排日抵貨亦力。他們開國民大會，游行示威，種種的運動，幾乎成了一時群眾的狂熱。到現在還未衰退。武漢國民外交委員會早已著手進行湖北全省國民外交委員會的組織，現在將要成功了。武漢的國民運動，以這次為最久而有力，值得我們的稱述。………

《向導》第42、43期，1923年10月17日出版。

△田仲香案與武漢人民反日愛國運動1923年12月19日，漢口俄租界開泰街27號，日本珠寶鐘表商本多洋行副班，失去金表鏈一副，疑為該行廚師、華人田仲香所竊，不容申辯，即將田毒打，并押至俄租界巡捕房，隨即引渡到日界巡捕房拘押。當晚，日巡捕對田酷刑逼供。次日，本多洋行大班由滬返漢，說明金表鏈由他帶走，當即囑令日巡捕房將田釋放，但田已因傷致命，含冤死去，田仲香事件發生后，日巡捕房為推卸責任，竟謊稱田系自縊身亡。

日本侵略者草菅人命的罪行，激起武漢各界人民的無比憤怒。

25日，武漢國民大會召開大會，到會團體100多個，計20，000余人。與會者群情激憤，爭相演說，一致認為，此事“系關國權民命”，“非于條約上法律上有相當之解決，決不中止。”最后，大會通過對日決議案；一、取消日本在華領事裁判權；二、解除日駐漢軍警武裝；三、撤銷日駐漢領事；四、懲辦日本駐漢警察署長；五、日本巡捕及本多洋行副班，應受法律制裁；六、由日本政府派員向中國官廳及國民道歉；七、賠償死者田仲香家屬贍養費。

接著，武昌商界外交后援會、市民外交協會、公民外交協進會、武漢國民外交后援會等團體紛紛集會，一致主張對日經濟絕交，以示抗議。武漢商界自動宣布不賣日貨，群起自衛。漢口受日商雇用的1，000余中國工人，發起成立同行總會，以維護中國工人的人身安全。

12月23日，全國工界救亡大會、上海國民外交大會總部、浙江教育會、上海商界外交后援會、上海全國學聯總會等，先后通電全國，嚴重抗議日人的暴行，聲援武漢人民的斗爭。

在大規模抗暴運動強大壓力下，北京政府于1924年1月10日，通過外交部，就“田案”向駐華日使館提出第一次抗議照會。11日，外交部再次照會日本駐華使館，同時責成湖北交涉署直接與日本駐漢領事進行嚴重交涉，并提出四項條件：一、懲辦應負責之警察署長及主管署員；二、懲辦誣告之本多洋行；三、從優撫恤賠償；四、應由日總領事向中國官署道歉。但一連九次交涉，日方或不理睬，或強詞奪理進行抵賴。深恐開罪于日本的湖北軍閥政府，不僅不敢據理抗爭，并密令各機關要嚴防“過激黨”煽動。日本商人因此更加有恃無恐。

………

3月7日，武漢學生聯合會召集各校代表開會，決議：通電旅居各地同鄉同學，一致聲援；推舉代表面請外交部依民意對日嚴重交涉；函請武漢商會，實行經濟絕交。25日，漢口教職員聯合會發表宣言，呼吁各界一致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廣泛宣傳日人在華暴行，爭取中外輿論聲援。武漢商界也表示，將繼續進行對日經濟絕交，武昌各幫商人還自動組織起來，互相檢查，不售日貨，決心團結一致，共御外侮。

圖11b曾在北伐軍占領漢口前后領導湖北工運的李立三

《湖北省志·大事記》(征求意見本)第154-155頁；湖北省地方志編篡委員會1986年6月編印。